故乡的月光是人类永远走不出的精神疆界，家中的父母是作家笔下最为诚恳的讲述对象。在我的周围，时常见到失去双亲后的嚎啕大哭，见到人们追忆父母时的动人词章。对此我不止一次想过：假如此生必须为父母痛哭一场，何不把身后的哭声提前兑换成笑声送给孤寂中的老人？假如把最美的言辞堆积在追念父母的文章里，何不把这些词语说给老人听得见的耳朵？假如孝敬父母是每个人无法撇开的一门功课，何必把答案留到父母身后？

1

    2012年“古尔邦”节，我照例来看望母亲。母亲年近八旬，五年前严重驼背，上下身之间几乎躬成九十度，行动极为不便，所幸尚无杂病缠身，虽出不了门，但她总还是闲不下来，生炉子、做饭、煨炕，一切都按自己的轨迹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村里村外来看望母亲的人一个挨着一个，从早到晚断不了脚步声。有些是母亲一生交过来的跟自己同龄的四边亲戚，有些是新近相认的晚辈，远近亲疏都在流水似的踏访着母亲的两间小屋。他们把钱财的“天课”分出一部分送给母亲，母亲不想自己存钱，把收到的钱物又转手送给别人，你来我往，进进出出，门庭好不旺盛。

    跟别家不同的是，所有的客人都能得到一个母亲亲手烧制的锟锅馍，这几乎成了无法推辞的规矩。算起来，母亲每年烙成的锟锅馍足有一千多个。每逢宰牲节，亲朋邻里们都不忘给母亲送来肉份子，两天时间就能摞起两大笸箩熟肉。母亲拣选一些上好的肉份子给我们留着，她说：“你们宰的牲畜小，割不下多少肉，送给周围不够份，把这些拿去添份吧。”

     那天我在热炕上打坐了一上午，太阳落山时准备抬脚离开，回城里的小窝。母亲却一反常态地拦住我，声色肃然地说：“娃们都不在家，你回去还是冷锅冷炕，不如在阿妈这里住一宿吧。”这对我着实有点突然。多少年来，我来去匆匆，打记事起从未在母亲身边留过宿。今天意外地让我陪在她身边，是她老人家一时兴起，还是很久以来的夙愿？我思虑再三，便决定住下了。

     夜幕渐渐降下来，我在炕上又送走了一天。村里不像城市那样喧嚣，很宁谧，除了远近村庄传来的邦克声外，再无别的声响了。对城里人而言，白天是争逐的舞台，夜晚是诱惑的翅膀。卸下戏装后，人们看电视、聚餐、谈生意，娱乐消遣，把私密的事情都留到夜色之中，借着夜色的朦胧来消解白天的压力，把夜晚透支得没剩下多少，因此城市的夜晚是短促的，在白天和夜晚之间很难划一道清晰的界限。相比之下，乡下人的夜晚就简单多了，把该说的话都在白天说过了，一天的事情在日落前大多了却净了，因此他们的夜晚是足够长的，白天和夜晚对于他们是黑白分明的两个世界，多数家庭熄了灶火、刷了锅碗后就灭灯入睡了。乡下人在夜里实实在在地做一回梦，梦醒时，笑一笑，就轻身而起；而城里人却没白天黑夜地跟着别人做梦，梦未醒，又要睡眼惺忪地换身行头匆匆上阵了，实在太苦。

     吃过晚饭后，母亲给我讲了很多亲历之事。她这一生没出过远门，往西未渡过黄河，往东未翻越达里加山，她的记忆中最得意的就是不知多少次给我们讲过的年轻时游逛托坝泉的经历。去年游览了公伯峡电站和黄河大桥后，在母亲长年储存起来的层层累累的故事中又添了几缕话头，逢人就把见过的世面绘声绘色的讲述一番，未了，自豪的说一句：“公家真法码！”

     今晚，母亲依旧像用细密的梳子梳理长长的发辫一样，把从青春到年老的桩桩往事流水般倾吐一遍。

     母亲记性好，又很健谈，像小学生背诵课文那样滔滔不绝，毫无倦意。把出自《古兰经》的亚当、努哈、摩西、大卫、优素福、苏莱曼、易卜拉欣、艾撒、穆罕默德等众先知的故事，从头至尾口若悬河似的一泻而出，我听得几乎得不到喘息的机会；她又将努哈建造方舟、法老被海水淹死、易卜拉欣宰牲的故事细细叙述，用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语气娓娓道来，曲折哀婉，情景交融，印象至深。当我哈气连声时，母亲才收住话尾，叹一声“唉—光阴如梦啊！”就下地去封好炉子，把壶里的开水灌满暖瓶。然后特意刷净炕面，把叠放在炕角、平时不常使用的一条毛毯铺在炕上，拿起一方枕头，又怕我睡得不踏实，在枕下垫一层布团。做完这一切，才叫我躺下。接着，她又下炕，拿来一把手电筒和一卷手纸放到我的枕边，嘱咐我上外出解手时的如此这般。

     我和母亲并排躺着，我忽然被一种纯净得如雨后清新空气般的情绪包围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恋母之情在心底暗暗滋长，这种感觉犹如春天里随风飘来的一缕花香，让人沉醉；仿佛山间轻烟、雪原散弦，使人不能存有一丝杂念。翻滚的思绪像疾驰在草原上的烈马，在我的心头腾跃，时而扫描着童年的朦胧记忆，时而又闪回到眼下的情景。这么多年来，为了追逐忽明忽暗的梦想，也许我忽略了母亲的存在，把偶尔的探望当成了缺乏内容的仪式，很少以深情的目光注视母亲日渐衰老的脸庞，很少以如此亲近的距离倾听她老人家日渐衰弱的呼吸······

     想起母亲含辛茹苦的一生，一滴泪水禁不住从我眼角边轻轻地滑落······

    许久，母亲轻声问道：“大事平安着吗？”我知道她说的“大事”是国家大事。我说国家很好，太平着呢。

   她又问：“皇上们好着吗？”

   “最近上面交班哩。”我不知这样回答母亲能否听得懂，又加了一句：“国家主席们要交班了。”

   “是四川地动时那个戴眼镜的皇上吗？”

   “是哩！”

   “古时候出了个糊涂皇上，他抓去很多人在山头上圈了个长城。抓去的人都没有回得家来，死在山上了。现时皇上好啊，给我们发了钱折子，给了自由，还让礼拜，还要啥哩？”

   “往后的光阴还要好起来哩。”

   “也不知如今皇上是啥摸样。”

   “下次给您带来新‘皇上’的照片瞧一瞧。”

   “那敢情好。上辈人说，遇上个好皇上，百姓就平安哩。阿妈这一辈人头上经见的事儿多，小家平安不算福，国家平安才是大福啊！”

     我不禁暗暗吃惊，想不到一位普通的撒拉族村妇心里竟然储存着这般国家情怀。她又说：“虽说你也是从苦日子里泡出来的，但生你的时候还不算最苦。五八年全村断了粮，把榆树皮都吃光了，村里满是白溜溜的树干。那阵子一家饿死好几个的都有，活着的人也就剩下一口气，哪有劲把死了的抬去埋了？你们好啊，没摊上那个遭罪的年月。”

     这是从三年困难时期熬过来的老辈人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老人们不止一次地给后生们讲述过他们饿肚子的情形。看到年轻人有不节俭的做派，他们总是拿饥荒年里饿肚子的惨状来说教。这个话题，母亲也重复过很多次。

    我在脑子里想象着一棵棵剥光了皮子的榆树，想象着在极端饥饿下亲人间无情争食的惨景。母亲把话题转到自己身上，总结似的说：“阿妈从没指望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靠了你和弟弟的孝顺，想吃的东西都到嘴里了，连梦里梦不到的稀奇货都眼见了，今生就没啥遗憾了。只是阿妈膝下无女，要是卧炕久了，一时半会闭不了眼，那该咋办？你们男娃在身边总是有些不便。”

     “您一生行善干好，咽气时安拉不会让您受苦的。”我宽慰道。

    母亲沉默良久，若有所思地说：“阿妈是八十的人了，顿亚上活够了，我早晚祈求胡大，把我的一口气切在你们之前，让取命天仙轻轻取走我的性命。”

     ……

    夜阑人静时，母亲发出均匀的呼吸声，在夜色中安详、甜美地睡去。

 2

       母亲大半生守寡，两次改嫁，至今还在二次改嫁的屋子里孑然独居。“四清”运动中我父亲被冠以莫须有罪名，列入清理对象，没完没了的批斗中，因经不起折腾，精神彻底摧垮了，终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以极端的方式自己结束了年仅三十二岁的生命。没有遗言，没有哭声，没有殡礼，只能在一孔浅浅的墓穴里草草掩埋。得知父亲遇难的噩耗，母亲抱着尚在襁褓中不足两月的我，哭得死去活来,茹恨吞悲。唯一让母亲感到宽慰的是，出事的前天夜里我爷爷做了个奇异的梦，梦见一架银亮的飞机在我家屋顶上转了一圈，然后捎走了我父亲。爷爷解释梦境时说他儿子是仙死，灵魂已经升天了。

     那时风声很紧，运动正在风头上，谁要是跟“四不清”干部家庭有来往，说不定一顶帽子就会戴到头上，弄得人人自畏，那些平日里没少夸赞过母亲厨艺的亲朋们都躲得远远的，不敢踏进我家的门，唯有爷爷和舅舅在半夜里偷偷过来安慰一下巨痛中的母亲。不到一个月，家里三次被抄，牲畜、木料、家具、粮食等家什一应抄走。当最后一次拔去铁锅、卷走炕上仅剩的一条毛毡时，母亲实在承受不住，当场昏厥过去，脖子上隆起一个拳头大的瘤子。我见到的父亲的遗物是一双黑色皮鞋，那是母亲想着法子在众多被抄之物中为我留下来的一件珍物。那时我的脚还不及鞋的一半，不适合穿，一直压在箱底。我的一位当民兵的远房表哥老是惦记这双皮鞋，每回到公社操练时登门求借，母亲不想驳了他的面子，一番叮咛后痛惜不舍地让他拿去。后来那位表哥搞副业回来时给我卖了一双解放胶鞋，给姐姐买了一双胶底条绒布鞋，作为回赠，母亲把皮鞋送给了他······

      直到1976年一场浩劫终结时，笼罩在我们头顶的阴霾才渐渐散去。不少曾经分了我家东西的村人都递过话来，表示有意偿还，东西不在了的按伊斯兰教规向我们讨声“口唤”。是否接受被偿还的物件时，我表哥征得了母亲的意愿。母亲说人都不在了，那些东西还要它干啥哩。表哥也放弃原先的主意，很干脆地说：“先人置办的东西已经到了别人手里，不要也罢，你自己再慢慢起家吧。”

      有一天，我和表哥被叫到县革委会大院里的落实政策办公室，一位穿中山装的主任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问我除了我父亲蒙冤昭雪后应得的补助之外还有什么要求，年小的我还无法回答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懵懂地望着大我十几岁的表哥。表哥毕竟经见过世面，立刻捕捉到主任话里的意思，像早已思谋好了似的，回答说能否让我顶替父亲的位置当一名售货员。这也是我的心愿。那时我特别羡慕供销社营业员掌尺子扯布匹的潇洒动作，我的嗅觉特别痴迷供销社里那种混合了糖果味的气味，闻一闻就是个特别的享受，每次去售货铺总要在柜台前停留一阵子。

     那位主任看了看我，若有所思地问：“尕娃是学生吗？”我点头称是。于是他以商量的口吻说：“还是让尕娃继续上学吧，好好学习，会成为一名比售货员还要好的‘工作’的。”这句话深深印刻在我的脑子里，在我的潜意识里把好好学习与找到一份好工作划上了等号。每当学习不顺利时，主任说话时的情景就浮现在眼前，成为一种莫名的激励，心里暗暗地发着狠劲。脑子里老是重复着一个想法：如果谋不到一个好职业，就觉得已经到手的售货员岗位也被丢掉了。

 3

      我五岁时，母亲年方三十，在爷爷的极力劝说下改嫁到本村一户人家，我和姐姐跟爷爷奶奶一起过。没过几年母亲又离婚了，既回不了我家，又去不得舅舅家，只好借了村头一间破败的旧屋，手牵着一个孩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过上了居无定所的落难日子。后来，十八岁的姐姐被肺结核夺走了年轻的生命，爷爷奶奶也相继过世，只剩下孤苦伶仃的我。爷爷在弥留之际一再托靠母亲，无论如何要搬过来照顾我，母亲含泪应允。于是我和母亲及后生的两个胞弟组成了新的家庭。

    一家四口的生活重担压在了母亲柔弱的肩膀上，没有男子汉支撑的家务里，母亲需要付出更多的辛劳。灶里烧的、炕里煨的，孩子们身上穿的都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到了年终结算时，按挣到的工分我们家分得十几块钱，那是家里仅有的一块大收入。要是母亲病了，耽搁了出工的日子，有的年份还会倒贴。

    在村里，母亲算是眼明手快的贤能之妇，不知从何处学来了蜡笔画技艺，早晚给村里人画蜡笔画。用一盒彩色的蜡笔在白纸上画起红绿相间的牡丹、干枝梅、荷花、松林等景物，挂在村里人家一间间低矮的土房内，给乡间困苦的生活平添了一份色彩。每画完一幅，母亲总能得到一些报酬。手上有了画画的功夫，母亲的另一项手艺也显了出来：绣花。那时姑娘出嫁要陪绣花枕头和绣底袜子，通常人家绣不了拿得出手的针线活。所以，远远近近的人家都把绣花的活儿送到我们家里，求母亲帮忙。母亲是个热心人，能为别人帮点忙自然很乐意。于是，母亲料理完一天的家务后，又要点灯熬夜了。她把一缕棉丝在手指间捻成一根灯芯，贴在盛着菜籽油的瓷碗边上，然后把棉头点燃。豆粒大的灯火把母亲的投影拖得长长的，塞满一屋。由于点灯用的一般是劣质菜籽油，所以要不了多时，芯头就结满灯花，火光立时变暗。母亲用针尖挑开灯花，把芯头烧焦了的棉灰弹掉，再把浸在碗里的棉绳往碗外提一提，明亮的火光就立刻在碗边摇曳了。

     寒冬的长夜里，母亲在用面糊粘浆了几层的黑色底布上专注地穿针引线，用密密麻麻的丝线织成各式花样。偶尔，她习惯性地把针头往鬓发上蹭一下，这个动作迅即完成，也很优雅。我好奇，问母亲那样做的用意。母亲说针头用久了会钝的，在头发上划拉一下就像在磨石上磨了一样，变利索了。母亲做工精细，而且每每翻些新花样，那些绣品在男方的桌面上一摆，引得看热闹的人们摇头咂舌，啧啧称奇，大长了女方的脸面。

    我家院后有一处不足二厘的下脚地，原先是堆草的所在，因为太小，队里未看上眼，这就成了我家的麻杆地。每到夏末，母亲把麻杆上的籽实撸下来，拌合着新年的鲜麦子给我们炒豆子吃。嚼一嘴炒熟了的麻豆和麦子，那混合了两种谷物的香味真是无以言说。麻杆足有一人高，密匝匝的，不起眼的一块小地上竟能割下几大抱来。母亲把麻杆扎成几个小捆沉放到村子中央的水池里浸泡。等到一半月，就把和着泥腥味的杆子从水底下取出来，表层的麻皮顺手一捋，就能款款地剥离成一缕缕麻线。待到闲暇时，母亲挽起裤管，把凌乱的麻线一条条拾掇后放到小腿上搓来捻去。不停地往右手心里啐唾沫，不停地搓弄，不停地弥线。母亲的上身在搓线时一俯一回的动作，构成连贯的有韵律的舞姿，煞是好看。麻线在母亲手指间越搓越长、越搓越匀。她把悠悠慈母的万般情怀静静地投注到手指上，化作一截截满怀希望的麻线。准备了麻线后，母亲又要在煤油灯下一针针下功夫了。纳鞋底比刺绣又多了一道工序。因为鞋底厚实，不易用针头直接戳透，所以先用锥子穿孔，然后从锥孔内穿过线去，再以戴了半截护套的右手使劲一扯，在鞋底上便打下一个个麻点。麻点纵成行，竖成排，齐齐整整，密而不乱。扎好鞋底，剪好鞋帮，绱好鞋沿，打了木楦，一双玲珑别致的布鞋就在眼前了。脚上要是套一双袜底锈了花的布袜子就别提多风光了。从一年年变大的布鞋母亲能感觉渐渐长大的我们，她是多么盼着我们长大、多想做几双成人鞋啊！

母亲还有一副做饭的好手艺，哪家有红白之事，总是请她去帮厨。到了冬季，约母亲帮厨的家户一个接一个，一直排到春头。有的人家宁肯把办喜的日子往后推延，也要等下母亲。乡邻们甚至将需要备下多少面粉多少清油之类的细碎事也向母亲请教一番，等母亲说“差不多了”之后，东家的心里才算有了一些底数。母亲做什么事都很尽心，所以只要她在锅台前一张罗，东家悬着的心就可以放下了，知道能端出一桌体面的饭菜。帮完一家，母亲除了给我们拿一些吃的外，有时还得几个零钱，以补家用。

我们村吃水难是远近出了名的，需要到三里外的一处崖壁下取水。虽然村里的后生娃个个英俊实诚，但到外村人家提亲时，对方总是将女儿在婆家背水的活儿说成天大的事，以此弹嫌男方。那时的取水工具是圆木桶，其制作工艺十分讲究。将若干四个手指宽的楔形木板条拼接成一个底部小口子大的圆桶，用柔韧的薄木片在木桶外面分三段箍紧，裁锯一条圆木板封住桶底。

      泉眼里的水冒得不旺，人多时还得排队。取水时先用木瓢舀满水桶，再把水桶抱起来，放到齐腰高的石墩上。桶袢是一圈特制的绳子，并未固定在桶身，先用袢圈住木桶下端捆塄，背水者后背紧贴桶身，上身齐胸处套在剩余的半袢内，把水桶底部顶在臀部上方，使挺立的水桶和脊背间形成60度，然后身子前倾，用力将石墩上的水桶背到身上。背水的女人勾着头，迈着平缓的步履，沿着那条坡道一步一步往家走。姑娘们能背水时，该到了出嫁的年龄。母亲不让姐姐背水，担心水桶会扭曲了姐姐的身段，天麻麻亮自个儿去背水。有了铁水桶后，挑水的担子就压在了我的肩上。母亲托人做了一副柳木扁担，每天放学后我就挑桶取水，或一次、或两次，直到水缸里的水面上能印出我摇曳的头影。因为我身材矮小，桶底老是弹在地上，桶里的水就漩出来，洒在地上，所以得把扁担两头用铁丝圈圈连起来的勾搭从中间挽起来扣住，好让桶底离开些地面。我像旱地上走路的鸭子，迈着碎步，一路小跑着摇摇晃晃地往家里赶。渐渐地，我肩上的水桶离地面愈来愈高了，我的身子慢慢长大了。一担担水，犹如一股甘甜的泉水，流进了母亲苦涩的心田，使她在久已荒芜的世界里看到了一片葱绿。

4

      当我挎上碎布块拼起的小书包摇摇摆摆去上学时，生产队安排母亲去看管远离村子的一块菜地。菜园里种着生产队几十户人家过冬用的各色蔬菜。过了春，我们一家人就搬到菜园旁用石头围起来、屋顶用柴草苫住的棚房里。窝棚里盘就一面半土半石的窄炕，棚外地边上凿开两眼灶孔，在荒郊野外点燃灶火，升起白飘飘的炊烟。

     菜园就在塌城下，从通往塌城的路边走下去较陡的一面坡才能到达，坡面上有一条拐了几个弯的骡马道，通不了架子车的。园子旁就是哗啦啦流过的清水河，河对面是一片茂密的白杨林，挨着河床是一蓬蓬黑刺林和一坨坨开着紫花的沙柳。河滩山崖下泉眼里冒出的股股清流汇聚到园子南边的低洼处，形成了一个小池塘。池内长满了丛丛芦草，池中游来荡去的尽是些拖着尾巴的小蝌蚪，偶尔也能见到小鱼。夏秋的夜里充满着虫儿的浅吟声和此起彼伏的蛙鸣声。

     那时“文革”正在势头上，村里一会儿搞学大寨会战，一会儿开批斗会，一年四季没有个消停的日子。而菜园子简直像一处世外桃源，淡远得脱离了人们的视线，很少有人袭扰，很自然地避过了那个年代里无休止的喧嚣与纷争，宁静而无忧，除了满耳灌进哗啦啦的河水声，就是各种鸟啼虫叫声。只有到了深秋，等收割打碾的事忙完之后，妇女们在赶冬前要做的就是腌制冬菜的事，也就想起了菜园子。

     自从实行集体化以来，各生产队都弄了一处菜园子，一般指定较为可靠的人家看守，每天记八个工分，一年下来可以挣个壮劳力的工分，可算是一份肥差。园里种的都是些黄白萝卜、大头菜之类的大路菜，只要细心，准能务弄的好。母亲戴着一顶自制的白布凉帽，手持一把小铲，整天忙碌在菜地里，埯种籽、浇水、施肥、除草、移栽、培垅，还要培育来年的萝卜种籽。菜垅上有除不尽的杂草，隔一天就贼溜溜地冒出来，须得时时薅除。地头田埂上的野草也长得茂盛肥嫩，母亲把草儿割下来，给喂了奶牛的优素夫大爷送去，作为酬谢，隔三差五也能回馈一碗牛奶。母亲不让我们贪吃地里的东西，哪个垅上的萝卜稀少了，哪根秆上的包谷缺了一个她都一眼便知。不过她却用另一种形式加以补偿，使尽了手艺，变着花样给我们做各种好吃的饭菜。用三草花炒菜，用波菜叶子蒸包子，把糖萝卜煮熟后，切成片子，晒干，让我每天抓一把，塞进书包当水果糖吃。虽然我的童年记忆是灰色而苦涩的，但有了母亲特制的糖分的滋润，我的心里也就流进了一股甜蜜，在这里度过的每一天充满了温暖的色彩。

到了农历八九月，地里的菜儿长成了样子，又粗又白的萝卜头拨出地垄一大截；层层阔叶包着的大头菜一墩墩、一行行，爬满一地；搭在木头架上长长的瓜藤下垂挂着硕大的菜瓜；地角旮旯里随意撒种后长成的蚕豆杆上结满豆荚；靠河边沙地上点种的几行辣椒茎上也摇摆着红绿相间的线椒；黄灿灿形如巨碟的向日葵格外招眼；地边紧挨着身子的一排苞谷秸秆使劲抽穗，挂在腰间的棒子露出了笑脸。这真是个收获的季节！母亲把清理下来的萝卜缨儿和大头菜外层叶片也不浪费，稍稍晾晒后，切碎，在瓦缸里发酵一夜，便做成一种叫浆水的汤料。浆水带着田野的味道，酸酸绵绵，但又不是醋那样的尖酸，是吃搅团极好的佐料。村里常有人过来舀走一两碗，久卧病榻的老人特想喝一口飘散着地气味的浆水，为此母亲不厌其烦地打满一缸缸浆水。

     浪漫的夏日里有时也布满了恐怖，那就是雷雨交加的夜晚。在震天裂地的电光声中，荒郊野外的一顶草棚下，没有男性护佑的孤儿寡母们蜷缩成一团，哆嗦得命悬一线，生怕末日就要来临。母亲强制自己镇定下来，想给我们些许坚强的依靠，可是从她颤巍巍的身子上我们依然能感觉到那种无法遏制的惊悚。那时候，我希冀着父亲有力的臂膀和沉稳的呼吸。因此，我的内心里一面留恋着夏天，一面又盼着这个季节快快地过去。

    一场大雨过后，眼前的景物像被洗刷过一般透亮，扬花孕穗的庄稼、葱茏蓊郁的树冠和山坡上疯长了的一蓬蓬一簇簇野草鲜亮如洗，满坡满滩都热烈地开放着不知名的野花，显示着一个强势季节特有的活力。微风中送来原野的阵阵清香。大头菜宽阔的叶面上豆大的露珠闪着亮光，像洒下了无数颗晶莹的小珍珠。我估摸着挨了一夜暴雨的菜儿们应该很沮丧，可是大自然的造化却让它们变得出奇的精神。远处山头上的白云飘向山下，直压到村庄上头，母亲说云儿往下走是天还不放晴的症候。河里的水涨了好几成，原本清澈温顺的河水变成黄浊的激流，裹挟着一路卷来的树木、巨石，像着了魔、发了疯似的汹涌着、咆哮着。下雨天村里出不了工，大人们难得一个歇息日，多半在屋里睡懒觉，小孩们便赶着牛驴等牲畜到菜园旁的树林或山坡上放牧。雨天里放牧的景象很美，那是童年的一幅绝画，难以忘怀······

      淋了雨的菜地很湿，下不了脚的。母亲又盘算着到塌城周围的小山坡上刈割芨芨草。芨芨草茎杆长、不易折碎，是捆扎扫帚的顶好材料。庄户人家整天跟土坷拉拌在一起，撒拉人家再穷也要洒扫庭除，喜爱过个干净日子，因此山沟峁梁上闲长的芨芨草也成了稀罕物，每户总少不了备下几把扫帚当做家当。母亲把割来的芨芨草摊开在窝棚前空地上，捋下一根根草茎的青皮，将挂着穗头的一束手臂般粗的草杆子用条绳拦腰一扎，居中分开，旋紧，墩齐草屁股，做成一条条长把帚，以备家用，多余的送给亲朋。

      就在那时，我的视线里有一位戴着白号帽的中年男子时常到河对面的树林里牵着牛儿放青，时不时涉过河水到菜园里坐一会，跟母亲说说话。从此母亲神色里常有一种复杂的表情，几分欢喜，几分忧郁，好几回目视着远方，痴痴地发呆。

     长大后我约略懂得了母亲发呆时的复杂心情。那时她正当盛年，身后的日子漫长得望不到尽头，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憧憬一下背后的漫漫人生；但是她又不忍心丢下我和胞弟，我们同样是她的未来。一根线，绾接着四个人的命运，而母亲是那根线的线头。于是，母亲在“两个未来”间纠结着，苦闷着。终于，在有心人的劝说下，母亲为自己的后半生做出了艰难的选择。1978年，当我念到初一时，母亲收获了自己的幸福，决定跟那位放牧的叔叔一起走过余下的人生，缺恃少祜的我便投靠到表哥家里，两个胞弟被父亲接走。就像母鸟撇下心爱的雏仔一样，母亲因拆散这一窝幼鸟而深深歉疚，时常流泪不止。有时候悄悄到我放学的路口傻等，手里或攥着两只酸果，或捏着几枚水果糖，不敢近前，不敢出声，只是出神地张望，目送我远去的背影。听到我考上中专去外地上学的讯息后，像永远地失去我似的，母亲悲恸地哭过好几回，以至于在送行的人群里我没有看见那张熟悉的脸。但是我又隐隐地觉得有一双温暖的眼神一直在紧随着我，那一定是母亲的眼神，我想。

    母亲在新家里平静地度过了十几年，尽了为妻为母之责，不幸中途又丧夫落寡，膝下无亲生子女，一个人单炕独灶地寡居着。期间我们都长大成人，不知不觉间做梦似的往肚子里灌了一点墨水，加入到吃公粮的人伙里，生活给坎坷中挺过来的我们终于露出笑脸。我们想接母亲一起过，享受天伦，但她死活不肯，她说她在敦亚的日子没剩下多少时日，黄土埋到脖根了，再也不想挪动，无常了就把骨头埋在这里。我们就依了母亲的意愿，隔三差五地来看望她，有时接过去小住几日。

      端了公家的饭碗后，我从未给母亲提及我的具体差使，她只晓得我一会在乡镇奔波，一会又在县城上班。旁人问起，她就说大尕娃是“工作”，若追问一句“你尕娃干什么工作哩？”她就无言以答。对此母亲曾试探性地问过几回，我都搪塞而过。但她是机敏人，从我偶尔带去的车座上看出了一些名堂，趁我不备时悄悄问了司机。如果我换了单位，也不给母亲细说，但她见了新司机就问：“原先的师傅没来吗?”我只好以实相告。母亲知道我不喜张扬，就再也没问起单位里的事，只是不停地嘱咐：“得知感现时的好光景，公家的便宜占不得。办啥事脚步留宽余些，运动来了能睡安稳觉哩。”母亲毕竟是母亲，她在岁月的磨砺中淬炼出来的话语，穿透了浮世的尘埃。

5

      那一夜，在母亲身旁我睡得很踏实。不知什么时候母亲忽然开了灯，我抬腕一看，才凌晨四点，又闭上了眼。她轻声下炕，捅开炉子，忙活一阵后又上炕躺下。到五点时灯又亮起来，母亲说晨礼时间快到了，让我先睡一会。说着，她一层一层穿起臃肿的衣裳，发出悉悉卒卒的声响。我转眼一看，她身上竟套着四五层褪了热劲的旧衣,头上缠一条褐色头巾，脚上先包一层塑料布，再套上袜子。

     平时我们只在意母亲的外层着装，竟然忽略了底下的穿戴，我心里暗暗生起愧疚之情，怜惜地说：“身上裹了那么多旧衣，累赘的很，要不给您买一件新的吧？”

“不用不用。我自个穿着顺身，现时衣物穿不惯。”每次提及换装的话头，母亲总是一 口回绝。

    我稍感不悦，心里责怪母亲不知道成全晚辈的心意。母亲指着一件坎肩儿，安慰似的说：“喏，这是你给的，耐穿，穿了五六年，还新新的。这个绒裤是你弟拿来的。你们买的衣服贴身，暖和，阿妈舍不得脱下呢。”

     说着，母亲又下炕，屐上鞋，佝偻着身子，灌好两唐瓶热水，叫我起来洗净礼拜。趁我上厕所的工夫，母亲把我的铺盖叠得齐齐整整，在我躺过的炕面上铺好了礼拜毯。

    礼拜后，新的一天的晨曦从窗外投进来。母亲把一条小木几放到我面前，泡了一碗盖碗茶，端来一碟热了的糖包菜包让我用早饭，自己在一旁打开《古兰经》轻声诵念。

     一会儿，烤箱上的茶壶蒸腾了，响起沸水冲开壶盖的啪啪声。母亲合上翻开的经卷，下地侍弄一番炉子。然后把靠墙的一块一米见方的核桃木案板立起来，在光滑的地板砖上轻松地推到炕头前，稍一用力，猛地抬上炕面。又吃力地抱来面缸，搁到案板上；摸摸案板，有点潮湿，就抓起一搓面，洒在湿润的地方；把缸里的酵面倒在案板上，拿一根细面杖和起面来；和面的动作很利索，三下两下便捏出一个圆圆的面形；用切刀在面形上划一个“×”形，又用刀尖在“×”的上下左右空槽内速速地点两下，做成一个简单的图案。接着，从桌底下摸出一口用了很多年的铁铸烧锅，用麻刷在锅内刷几下清油，就把面饼往锅里贴进去，盖好锅盖，款款地塞进烤箱的壁箱里，再把小炒锅搭到炉膛上，倒入两瓶开水。又转过身去，踮起脚，从桌上便柜里拎出一只圆鼓鼓的小布袋，小心地解开袋口，左手抓一把袋里的蚕豆粉，均匀地撒到翻滚着浪花的铁锅里，右手指间的筷子麻利地将面糊搅匀……

      我端起饭碗的工夫，母亲颤巍巍地走进柴房，从一溜煤垛上取下一块煤砖，放到地上，拿一把钝刃斧头，小心地砸碎，再把弄碎的煤块用手拣到铁簸箕内。末了，喘一口气，又弯着腰，费力地把煤簸箕抬到屋里，顺手将煤块放进烤箱旁的木匣子里。这是母亲每天都在重复的一件事情。

      母亲好像有点累了，放下手里家什，坐到沙发上，端起一把弄碎了嘴儿的旧茶壶，把我喝剩下的盖碗茶里的糖水滗到茶壶里，咕噜咕噜一口气喝净。还不解渴，又从暖瓶倒满一壶，三口两口喝干。然后仰靠在沙发上，微阖着眼，两只手搭在扶手上，双腿翘起一个二郎腿。我猜想这该是母亲最幸福的坐势吧。

      这个沙发是我和弟弟从二手市场买来的，是十几年前放在机关里的老式大包沙发，摆在房屋正中，占去了一半空间。母亲特珍罕这套沙发，怕弄脏扶手，上面竟然叠放着三层毛巾。显然,身单力薄、居家不便的母亲依旧保持着喜爱干净的性情。小时候我们不懂得讲卫生，我的右边袖口上常年结着一层厚厚的垢痂，那全是一层层粘稠的像鸡蛋清一样的鼻液涂抹上去的。每回鼻涕流下来，就用上衣袖口一揩了事，日积月累，就成了如同粘了炕胶一样脏兮兮的污物。对于这个污癖，旁人见了不大谈嫌，因为多数家庭孩子的袖口都像染了黑漆似的，村里人眼见惯了，就不以为然。但母亲对此十分讲究，总是说道我的不洁行为，尤其领我到亲戚家吃宴席时免不了事先把我的衣裳料理一番。见我实在改不过鼻涕连连的丑相，她就用一块白布做了条手帕，挂到我衣襟的纽扣上，好让随手擤除鼻涕······

      当我喝了两碗醇香的粥饭时，心里隐隐地感激起母亲来。母亲拿起我放到桌上的碗，用右手食指把碗里残留的粥痕一下一下蹭起，然后将蘸着面糊的手指放进嘴里舔舐，三两下便把碗里弄得干净如洗。此番情景对我再熟悉不过。小时候每次放下碗筷时，母亲总不忘念叨一句：“一辈子的福气都在碗底下，不舔净碗底，将来成薄命人。”于是我们兄弟姐妹都跟着母亲伸长了舌头，把碗底舔得不留丝毫。这么多年过去，想不到母亲仍未丢下这个古老的习性。

      放下碗，母亲瞟了我一眼，移步到炕前，对着我的吃相，纠正道：“馍馍要用右手掰开了吃。用牙咬，用左手，对五谷不敬。”说着她伸出右手食指，按住洒落在木几上的几粒馍屑，一下一下，把粘附在右手指肚上的馍渣放到舌面。

      今天是宰牲节第二天，阴沉多日的天空终于放晴。“古尔邦”是穆斯林的第二大节日，凡有条件者均要宰牛宰羊，同庆三日。原先母亲圈养几只山羊，每年供献一只，以卸信士之责。自从身体有了变故后，她再也养不动了，就把圈里的羊只忍痛出卖了。依照伊斯兰教规，像母亲这样家境的信士，是可以免献牲畜的。

       用过早饭，秋日的晨光洒满院子，温热的阳光驱走了清冷的霜气，人的心情也随爽朗的天气变得舒展开来。我翻开随身携带的一本小说，思绪在遥远的顿河岸边飘荡。不一会，火炉上茶壶里烧开了的水的噼啪声把我从哥萨克人那里拽回来。母亲不在屋里，我侧过身，目光从窗户往外搜寻过去，看见她在院里忙活着。她把柴房里砸煤时散落的煤渣收拾起来，在一口塑料盆内用水调成煤泥后，随手捏几块湿漉漉的煤球。然后，像在蒸笼里安放馒头那样，把一个个煤球搁到屋檐下的水泥台阶上，让阳光晒干。

      存放在墙角下的一堆锯木屑是从镇上木工厂买来的。对于母亲来说，煨炕用的木屑不亚于柜里的面粉。备足了炕料，母亲过日子的半颗心算是放稳了。一面土炕，半壁生活。炕的温度连接着母亲的体温，连接着一位高迈老人对这个世界的一丝温情。此刻，母亲用手指从木屑堆一角轻轻扒下木渣，装入一罐废旧的油漆桶，然后拎着桶，弓身走到炕洞前，把桶里的木屑倒出来，用一把小铁锨塞入炕洞，炕洞里立时冒出一股青烟。

6

       母亲生养五男二女，我们这一窝所幸只剩我一根独苗。到了晚年她对儿孙的渴盼超过了一生所有的企望。每逢耳闻谁家孩子成亲，她就不停地念叨：咱家尕娃也该娶媳妇了。有段时间她甚至埋怨我怎么让孩子没完没了地读书?后来她耳朵里不时灌进哪家孩子在什么地方上大学的话头，也就不再提起儿孙成婚之事，还把一本、二本之类的时兴词挂在嘴边。一经明白的事理，母亲比旁人做得还要通达，从此她把手头积蓄又分出一块，待孙子孙女放假回家时塞给他们。每回开导娃娃们说：“等你们有出息了，阿奶再花你们的钱。”我知道这是母亲把自己的一份希望传给了隔代的小辈，这种满怀期望的交接，构成了她生命天空下的一道霞光，绚丽纷呈，映照她人生的暮年。

      生理状况把母亲逼到一个狭小的空间，她连大门都不能出去，大部分活动都完成在上炕下炕之间。每天，母亲在这个狭小的屋子里不知要打转多少个圈圈，累积下来，一年不知走了多长的路程。然而，母亲却在这一爿天地里尽情演绎着自己的幸福人生。相比之下，我们倒是飞机来火车去，游走天南地北，品尝奇珍异味，却未能获得如此惬意的生活。来看望母亲的客人多半会说:“只要踏进这个门,只要跟阿奶搭句话,烦心事就会消去一半。”也许，幸福源于简单的生活，只有剥离了繁杂的转瞬即逝的享受，真实的快乐才有可能现出原形。

       自打腰背弓下来后，原本体态匀称的母亲变成一个小矮人，她的世界一再变小，先是在家院里活动，继而收缩至小屋。母亲一生都在忙禄中寻求快乐，一旦静下来就烦闷不安。她自幼学习过阿拉伯语，能诵读古兰经，在年长的撒拉族妇女中算是有学问的人，所以不少村妇来请教她认字习经。时间久了，母亲的声望渐高，那些受教于她的村妇常来关照她，有的早晚提来一桶水，有的送来烧料，有的送来庄稼的“天课”，或几块钱一斗面，或二斤青油几把面条，或几枚蛋几斤糖……母亲虽足不出户，却能最先尝到各类鲜货。

      母亲的日子平凡而朴实，然而在这样的日子里最能望见生命的本色，能触摸到生活的底部。

7

     经历了风风雨雨后，我也步入中年，曾经的理想与迷茫、追求与付出都画上了清晰的符号，破灭的希望也好，失意的追求也罢，都随风而去，留下的是一个真实的自我。随着年岁的增长，投目过无数张面孔后，我强烈地意识到，生命中最大的靠帮还是年老的母亲，最美丽的风景依旧是母亲那张苍老而慈祥的脸庞，从母亲眼神里溢出的暖流将会穿过我的残年余生。

     现实生活的节奏把我们催促得片刻也不能停下来，因为利，因为名，因为形形色色的诱惑，匆忙中那颗躁动的心与父母之间的距离愈来愈远，匆忙中只能用眼角的余光随意地张望一下那双期待的眼神。每次电话铃声响时，我察觉到母亲显出慌张不安的神情，反应甚为敏感，总是目不转睛地看我接完电话。我知道她对于电话的敏感是担心我有事要离开，大约天下所有的母亲都是如此的吧。

     母亲说有我陪着的那一夜是她今生最幸福的一天。尽管我什么也没帮她做，只不过把本该属于她的时间还给了她，母亲却拖着高迈的几近残障的身体细心地照顾我，又使她如此满足和欣慰。也许，人生路上只有对别人付出时才能换来自己的幸福；也许，未经耕耘的收获与真正的快乐无缘。

     每个人的生命中需要相伴相陪的人实在太多,朋友,爱人,上司,亲属······少年的梦想多半在母亲讲述的童谣里编织,自打有了自己追寻的目标后,为了接近一个又一个总也到达不了的彼岸,日渐衰老的双亲在我们的人生规划里愈来愈模糊,在金钱、名誉、地位等刚性指标的诱惑下,年迈的父母就沦落为我们的一门副课,偶尔的探望成了一种迫不得已的仪式,双亲过世后的排场也不过是证明自己的显摆而已。

那么，趁着母亲健在，就多陪陪她老人家吧！

来源：撒拉尔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