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对于已经退居二线两年的陈再道上将来说，注定是个让他感到欣慰的年份。上级决定将他从二线重新调回一线继续工作。尽管已经年过六十，他依然认为自己身体状况良好，能够继续在一线岗位上发挥作用。事实上，他在之前的言谈中也透露过：离开一线太早让他心有不甘。
新中国成立后，陈再道一直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足足有12年之久。他不仅是四方面军的杰出人物，也是大军区司令员的合适人选。在选拔军事领导时，考虑到平衡问题，三大主力红军的领袖人物需要根据情况调配，而不是集中在一个“山头”上。
1955年，中南军区进行分裂，成立了武汉军区和广州军区。按理说，武汉军区的司令员应该由原湖北军区的领导人担任，像李先念、王宏坤、王树声这些人先后调离，而作为河南军区司令的陈再道，因其熟悉湖北和河南的情况，成为武汉军区司令员也十分合适。他本就是湖北人，且从鄂豫皖根据地走出来，对当地的情况有着深厚的了解。
展开剩余63%1967年，陈再道的军事生涯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一年，他从领导岗位上离职，并在1972年被调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从职务上看，这个安排似乎有些降低了他的地位。实际上，与他有类似经历的还有他的老战友杨勇，曾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恢复工作后被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没多久，沈阳军区也出现了空缺，杨勇再次被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
作为一个曾经在大军区担任正职多年的人，转为副职后，陈再道心中是否有些失落呢？虽然这并没有明言，但或许心里多少有些不平衡。不过，相较于在农场劳作或者在福州过着疗养的生活，能够回到岗位工作，还是令人感到欣慰的。毕竟上级的决定已经做出，继续服从并尽职尽责是唯一的选择。
1975年，陈再道与罗瑞卿、谭政、王建安、陈士榘等人一同当选为军委顾问。这个职务虽然与大军区司令员相当，但并不直接参与一线工作。作为顾问，陈再道的工作较为自由，更多是进行调查研究，并向军委首长提供反馈和建议。虽然工作量不大，但这也意味着他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实际的军事指挥工作。对于已经在军事一线多年的陈再道来说，或许有些不甘心，毕竟年纪和身体状况上，他并不觉得自己已经老去。
上级为何安排他担任顾问，也许有几方面的原因。当时，福州军区的领导结构较为特殊，皮定均是新任司令员，陈再道、王建安等则担任副职，政委由李志民担任。这样一来，四位上将中的两位都在副职，且他们都是红四方面军的老领导，如何协调这些曾经的战友，确实需要些许技巧。在这样的背景下，陈再道被调任为军委顾问，也许是为了更好地调动各方力量，避免冲突。
两年后，陈再道得知罗瑞卿重返一线，他内心难免有些动摇。没想到，很快他自己也接到了调令，命令他前往担任铁道兵司令员。铁道兵虽然是一个艰苦的兵种，但这个大军区级的职位，符合他长期以来的资历，并为他提供了继续发挥作用的机会。
尽管铁道兵的工作环境极为艰难，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许多最为困难和艰苦的工程任务都由他们负责，陈再道仍然不遗余力地改善部队的待遇。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他努力推动铁路建设，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工作。然而，随着国家的建设重心逐步转移，1982年，铁道兵集体转业，陈再道因年纪原因也转任了政协职务。
虽然他最终告别了铁道兵的指挥岗位，但陈再道的一生无疑是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他始终保持着对军队、对国家、对事业的深厚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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